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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14-08-15 作者： 赵大年

第二节

李茶花仍然不说话。Www.Pinwenba.Com 品 文 吧幸亏刚才那个大哭失声的女护士被杨组长吓唬住了，而且她在事先已经表示过愿意带头揭发控诉，现在停住哭泣，开始诉苦。

“……北撤的时候，我们野战医院没有汽车，担架不够用，也没有那么多抬担架的人。院长打不通电话，还在等后勤的汽车团派车的时候，美国坦克已经切断了我们的退路。”

“我跟着医助，就是李茶花同志，在一个山坡的帐篷里护理着二百多名伤员。本来，我们俩是可以撤退的！空着手跑还跑不了吗？可是李茶花正在给伤员包扎、止血。她知道没有退路啦，就叫我用最快的速度给伤员再换一次药。她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给伤员换药啦！’我也立刻忙起来，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俩也不能扔下自己的伤病员呀！”

“傍晚，敌人步兵包围了我们的帐篷。李茶花已经装好了两只带红十字的小药箱，里面主要是止血药、消炎粉和消毒绷带。她和我都穿好白大褂，戴上护士帽，背着药箱子走出了帐篷。我很佩服李茶花，她并不惊慌，她真有学问，会讲英语，跟美国兵说了一阵子，就把敌人的一个小军官调到跟前来了。”

“形势非常紧张呵，敌人用火焰喷射器对准了帐篷，帐篷里的一些轻伤员手里也攥着几十颗手榴弹。李茶花就站在帐篷门口跟那个小军官谈判……然后，我们就被俘了。”

听到这儿，杨组长打断了她的话：“明天不要说这一段儿！”

白颖组长点点头，“对，只说敌人战俘营里的事情。”

女护士接着说：“李医助谈判的条件，有一条，就是我们俩不离开自己的伤病员……”

“往下说吧！”杨组长有点生气了。

“我们还背着药箱子。可是那一点药和绷带很快就用光了。在济州岛，战俘成千上万，李茶花常跟看守争吵，不交出药箱子，不交出白大褂，还要穿过铁丝网隔开的小区，到处找伤病员看病。那些看守，美国兵比较少，南朝鲜兵最多。李茶花就专找美国兵吵架，骂他们不讲信用，‘我跟你们美骑一师的上尉谈判的条件，为什么不认账了？为什么不准我去看我的伤病员？你们欺骗一个医生，不感到可耻吗？我是医生，不是战俘！你懂不懂？’这些美国兵，跟我们的岁数差不多，往往吵不赢李茶花，有时候还耸耸肩膀，摊开双手，嬉皮笑脸地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只好让李茶花穿过铁丝网，到别的小区去找伤员看病。李茶花还会说几句朝鲜话，遇上不讲理的南朝鲜看守，说不通了，她就去找那几个吵过架的美国看守，叫美国兵来压一压南朝鲜兵。”

白组长也有点急了，提醒女护士：“主要是叫你揭发控诉！没人听你讲故事。”

“我没有讲故事呵。你们不知道，李茶花是豁出命去跟敌人吵架的呀！那些看守跟狼狗一样，手里有鞭子，有电棍，有枪，谁敢去骂他们？李茶花是第一个敢骂他们的！她也挨过鞭子，还被电棍捅过一次，被电打得躺在地下半天起不来……可是她决不放弃一名白衣战士的天职！她用盐水给伤员洗伤口；嚼碎了草药给同志敷伤口；用嘴给伤病员吸吮脓和痰；给伤病员洗血衣、送饭送水、倒屎倒尿……她天天这样干。被电棍捅倒了，爬起来之后还这样干。战俘也是人哪！好多战俘想尽各种办法保护她，鼓励她，有位从前的团级干部还说，‘总有一天，我要向组织上给李茶花同志请功！’所以，她不是一个人在单干。有些看守拿她也没办法，打也打了，抽也抽了，她还要这么干，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让她去干吧。干什么？无非是送水送饭，端屎倒尿，洗衣扫地，到处搞搞清洁卫生……有什么必要非把她打死不可哩？”

“两年哪，李茶花天天这样干。这时候我们这个战俘营里的看守大都换成了中国人，也就是台湾派来的国民党政工人员，特务。可是他们很相信中医，几个当官的水土不服，闹肚子，也叫李茶花去治病。李茶花提出来要上山采集草药，当官的就派兵看押着我们这些女战俘出去采药。就是这样，李茶花获得了较多的行动自由。许多战俘叫她小大夫。有的看守也叫她小大夫。”

杨组长吸着烟，皱着眉，再一次把女护士的话打断，“照你这么说，敌人战俘营里还很自由啰？不对咯！这些故事讲得再好听，记者同志们也不要往外宣传。它起不到揭露敌人的作用。你还是直截了当控诉敌人的残暴罪行吧，讲一讲敌人为什么割掉她的奶子？敌人的阴谋是什么？”

白组长补充道：“有一些可以宣传：敌人战俘营里不给伤病员治病，也没有药品，还用鞭子、电棍毒打小李大夫。”

二位组长认为无用的这些“故事”，却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完全相信李茶花不是战俘，而是一位英雄的白衣战士！她是另外一个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啊！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为什么不能宣传呢？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也许再过十年，等我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真正提高了阶级觉悟，或者达到了白组长乃至杨组长的觉悟水平，就能想通这个不准宣传的道理吧？但是，我心里也萌生了一个危险的怪念头：十年之后如果还想不通，那么，李茶花也有一支笔呀——我就鼓动她把自己的英雄故事写出来，公之于世！

小护士不善于诉苦，不会做宣传工作。下边就是她说的一些事实。

“一个多月以前，集中营的看守把我们集合在草坪上，说是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代表要来宣布什么协定。果然来了几个军官，还有翻译官，说他们是瑞士和瑞典的代表……这次，我们才知道七月二十三日已经停战了，很快就要释放战俘了！我们可算熬过来啦！许多难友当场就哭了，哭晕了过去。”

“中立国代表还宣布了释放战俘的具体办法和规定。讲得很详细，就象后来在板门店做的一样。现在我也说，中立国代表讲的是真话，讲得明明白白——只要走进了那间交换战俘的木板房子，战俘就取得了‘自由人’的权利。只要自己说一句我要求回国，就能自由回国！”

“中立国代表走了之后，难友们三三两两，悄悄地议论着。没听清楚的，这么一讨论，也就全明白啦。两年半呵，谁不想家，不想亲人，不想回国哩！我见到的很多难友，一个个含着眼泪，互相说的话都非常简单，只有两个字：回国！”

“可是，从这天晚上开始，国民党的特务们也大肆活动起来了。他们住在钢筋水泥的碉堡式房子里，每个小区都有好多这样的房子，就把我们分别叫到那里边去‘登记’。昼夜不停。‘登记’回来的难友，一个个的都变成了‘哑巴’，而且跟我们这些尚未‘登记’的战俘隔开。我们感到非常紧张和奇怪，猜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看守们说，这是按照中立国代表的要求做的释放战俘的准备工作，要编制花名册。可是难友们大都不相信，编个花名册为啥这么复杂？况且，早就有名册，每天早晚都要按号点名的嘛（战俘每人都有一个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