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试探 （求月（1 / 2）

第53章试探（求月票！）

北方的夜，月朗星稀，天却并不是很高。喧嚣了一整天的京城在经过一天的忙碌后也渐渐安静，城墙在远处勾勒出一线黑黛，依稀可以分辨城墙的形状，近处的街市灯火朦胧闪烁，隐约可见。

突然，一阵脚步声打破了这夜的静谧，在通往中南海其中一座后门的侧巷中，一个黑影在巷内急步快走着，在人影从阴暗的侧巷中走出来的时候，借着路灯的灯光，方能看到这是一个年青的青年军官，这位青年军官的步子很急，似乎有什么急事一般，在走过几条街口之后，他停了下来，然后从口袋中取出香烟，在点着一根香烟后，便把烟盒一揉扔到了一旁的垃圾桶内，随后便吸着烟，朝前走着，寒风人，却是无法让他的速度减慢。

数分钟后，一位一身破烂的拾荒者，从远处走了过来，每走过一个垃圾桶时，他都会伸手进去探一下，然后取出一些废纸之类的东西，自从京中的街道添设垃圾桶后，对于这些乞丐来说，总算是又多了一个生计——拾破烂。

又过了一会，这个乞丐离开了主路，没有人会去注意一个乞丐的动向。大约半小时后，一份从中南海送出的情报出现在特勤局的桌面上，因为情报是加急情报，情报首先送到了局长办公室，作为局长，李四勤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办公室为家，他一直都是在隔壁的休息室内休息，又过了十几分钟，带着一分文件的李四勤便离开并不怎么显眼的特勤局，驱车前往国务院。

此刻的京城，还有一个人同样休息的很晚，在中国政界中，他的地位仅次于中南海居仁堂中的那位，在过去，或许那地位只限于名义上的，而现在在经历了“剿匪威逼”之后，已经没有任何人会怀疑他的权力和地位，而这位就是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李子诚。

事实上，像这样灯火通明的夜晚，对于国务院来说，早已是常事，国务院的声望，从来不是平白建立的，依靠着大量的工作，而繁重的工作，不仅压在国务院雇员的身上，即便是作为总理，亦是如此。

在李四勤进入总理办公室后，不过是三四分钟，两人便走进了办公室另一边的一个房间，那里在“临城劫车案”期间，曾是军事地图室，但是现在，却是一间小会议室，与其说其是小会议室，倒不如说，这里是一间举行隐密会议的地方。

但没有永远不变的利益，随着国务院势力的增强，看似“默契”的府院双方的的矛盾也在加深。担任国务总理的李子诚不但对国务院直属五部，对于全国的许多事物亦也有统筹之权，尤其是现在，内务部通过对官员的考核，撤销的大量不称职的地方官员，推荐委任了上百名市县长，而且其又控制着对中国最为重要的两大税源——关税以及盐税，这一切，都使得国务院正在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着，一个即将在中央、地方，与总统府分庭抗之的国务院，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这一切只导致一个局面产生，在未来“府院”必将分裂，而出于对袁世凯的防范，特勤局一直负责着对中南海以及府系官员的监视，正向此时，李四勤来此，正是来就一件事作着汇报，如果只是一件普通的情报，或许只需要办公室内作简单汇报，但这件事，对中国未来的政局，却有着超乎世人想象的影响，意识到严重性的李四勤在来国务院之前，特意取出了特勤局机要档案室中的档案。

坐在沙发上，李子诚正仔细看着蔡锷在各个时期照片的幻灯片。

蔡锷在湖南时期照片，与梁启超合影；蔡锷在日本士官学校与蒋百里等人照片；蔡锷在广西军校任教官的照片；蔡锷在云南“重九“起义时候的照片；蔡锷在云南讲武堂的照片；蔡锷与云南军官们的合影照片，蔡锷与袁世凯、与将军府诸人的合影，甚至还有和自己的合适……

而李四勤则在对总理讲述着。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深受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秀，与蒋百里、张孝怀被誉为士官三杰。1904年回国，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官，次年调广西，历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协统等职。此人操兵练军，带兵领将很有些办法，深得下属拥戴。1911年调云南任37协协统。10月在昆明发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一呼百应，并被推为总指挥，后就任云南都督。时年29岁，他主政云南两年，就把一团乱麻的云南治理得井井有条，滇军也实力大增。仅举一例，云南的军工厂一天之内竟然可以生产两万颗子弹……”

在听取着有着蔡锷的介绍时，李子诚仔细打量幻灯上蔡锷的影像，心中暗自掂量着蔡锷，对于这个人，他并不陌生，事实上，后人很多人或多或少的总会知道这会和袁世凯“斗法”的西南系将军，在后来有着“护国大将军”之称的人物，而就在十几分钟之前，阿四向自己报告刚刚得到的消息：

“据总统府的消息，大总统已经决定任命蔡锷为远征军总司令官了。”

任命蔡锷为远征军总司令官！

听着这个汇报，李子诚却是把唇角微微一扬。，

这时，站在墙边的李四勤走近总理说道：

“大总统让蔡锷出任总司令官，是一石二鸟之计，一来可以阻止段徐两人借口的控制远征军，二来可以阻止我们插手其中，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大总统除任命蔡锷为远征军总司官之外，同时任命徐树铮为远征军参谋长，同时，远征军不设军级单位，只设师级单位……”

听着汇报，李子诚冷冷一笑，拍了拍自己的座椅的扶手：

“大总统打的好主意啊，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家独大了，蔡锷、徐树铮相互制衡，各师互不辖属，远征军到最后，还不是成了他的袁家军！主意倒是个好主意……”

此时那冷笑分明变成了冷嘲！

这个主意看似是个好主意，可袁世凯却忘了蔡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熟悉民国初年历史的人都知道袁世凯和蔡锷这两个人，前者是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独裁四年半，称帝失败，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气死；而后者正是他的掘墓人。在历史上，民国四年末，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自称皇帝，蔡锷抛出“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誓言冒着巨大危险从北京辗转回到云南，组织云南军队发动了护国起义，出征四川，以寡敌众同北洋军鏖战三个月，给了袁世凯沉重打击，为挽救民国作出巨大贡献。

蔡锷与袁世凯，一个清癯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高洁自守，一个黑白通吃；一个捐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这两个强势男人之间的故事绝对精彩，而且值得玩味。

这场双雄会是从1913年10月云南都督蔡锷卸任进京开始的。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蔡锷奉调入京，由此被袁世凯夺去兵权，软禁起来。过去，李子诚对此可谓是深信不疑，毕竟这是历史书上写的，但是直到身处这个时代之后，才发现历史上书写的并不是一定是真实的，很多都是后世根据需要自己“编写的历史”。

事实上，在民国建立之后，袁世凯即有心重整北洋，重建陆军，而在他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却是以蔡松坡为最适宜，而蔡锷在云南做都督，袁世凯同样放心不下，若内调为军政首长，使他楚材晋用，无直接兵权而负建军之责，这样既可强化他私人的武力，又能派一名心腹做次长随时监视着他，那是再好也没有的，而蔡锷的心理与蒋方震的完全相同，建立国防是他们的第一义，无论内除国贼，外御强邻，必以练兵及训练军事人才为其。所以对此，也未加拒绝。

蔡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有锐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鉴别力，他何尝未看透袁世凯所欲建立的只是为个人争权位的军队而非为国家御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将计就计，假手袁世凯以完成现代化的国防。他认为家天下已非时代所许，新军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过去只知效忠个人的奴才式的军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饵，进行其化私为公的建军工作。

但北洋将领们不答应，即使袁世凯动用行政手段强行安置，同僚、部属如果不配合蔡锷的工作，处处设置障碍，指东打西，不仅蔡锷难以发挥效能作出成绩，甚至有可能给军界制造混乱，反为不美。

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给了蔡锷这个非北洋系的南方军人很大的荣宠，加昭威将军衔，而昭威将军是“威”字号将军中排第一位的，足见蔡锷在将军府的地位，入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而这一职务相当于后世的国家军委，无一不表现出对他相当的赏识和信任。如果只是软禁，袁世凯用得着把蔡锷吸收进核心的军事指挥机构吗？更何况，如果是软禁，其又岂能出入京津等地，袁蔡关系并非后世一般描述中呈现给人的那种强势对弱势的关系，更非软禁的关系。

袁世凯想用蔡锷，但阻力太多，两样他对蔡锷也不甚放心，而现在，他用其当远征军司令，未尝不是给他铺路，蔡锷掌军毫无私心，这正投袁世凯之愿，而未偿又不符合自己之愿，远征军掌握在蔡锷手中，总好过掌握在其它人手中，至少他是一个心系国家之人！

而李四勤又汇报道：

“我看蔡锷就是大总统手里的一根刺，往北洋身上捅呢！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如这一任命下达后，徐树铮很有可能和蔡锷发生冲突，我担心，会不会因此影响到远征军作战！”

听到这，李子诚沉吟片刻：

“把韩武给我找来！”

因为远征军即将派出的原因，韩武已经从江苏陆军参谋长的职务上去职，而且改任京城，进入陆军部的远征军筹备处任副处长，按照徐树铮的“通气”，在远征军职务上，如“国务院”支持其任总司令，那么陆军部就支持韩武任参谋长，现在看来……

半个多钟头后，韩武跟随张一麟进来了，在进入这间小会议室后，他首先朝坐在沙发上的总理行了个军礼：

“总理！”

对于自己人，李子诚则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特勤局，刚刚得到一份情报，蔡锷可能出任远征军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