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2 階級復辟（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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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良推进“支部书记办公室”；田树勋仰坐在窗前，不停地在抽烟，呛得脸色发白，咳个不停，还是抽。使用阅，完全无广告！

李忠良满腹的责怪话说不出口了。田树勋初进大队时，李忠良很欣赏他；田树勋虽然有些傲慢，与“治保会”的人相处不融洽，但他革命立场坚定，作事认真，特别是政治敏感性强，文笔很好，文章流畅，富有逻辑思维，还出手快。与大刀阔斧、好管闲事、得理不饶人的林木森相比，李忠良认为田树勋更合式作自己今后的“工作搭档”。

随着时间进展，田树勋逐渐暴露出了“盲从运动、好大喜功”的弱点，尤为在直播稻、分谷分米等事端上，引起蔡阿毛和一些大队干部的不满。虽然李忠良也有法，却正是这一点，使得李忠良更加袒护田树勋。田树勋的“盲从运动”正是因为他的政治敏感性，虽说有时事与愿违，但都无疑地应承了上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战斗精神。田树勋的好大喜功，在单纯的生产上是一种“危害”，但在“阶级斗争”的观念上，却是一种“大无畏的革命豪情，敢于横扫一切的无产阶级斗争精神”。

然而，钱北是否作“社教”运动的“试点”，使蔡阿毛与田树勋的矛盾公开化了。一直从中调和的陷于难堪之境。

李忠良从小就深得钱北街上干部们的偏爱，干部们把对当年伙伴的怀念全放在李忠良的身上。蔡阿毛这一批“五八干部”最大特征是两个极端，薛长寿是典型“五风干部( “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瞎指挥风)”，蔡阿毛他们则是声声跑步前进却时时原地踏步踏，高调触及灵魂、加快学习大寨可目光注重点滴、只图丰衣足食，口头喊继续革命实则不思继续前进，正如田树勋所说的是新型的沉迷于小农经济的典型。  首发 龙溪河水向北流02

李忠良知道蔡阿毛的心思，水暖水寒鱼自知，花开花谢春不管。解放以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运动经历多了，得出最大的教训是，没有一项政治运动是完善的。每次运动，来势总是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动着动着不是草草收场，就是调整政治方向，有的还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运动的先进代表若不紧跟革命形势，没准就变成了反革命。一九六零年后，政治运动也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先“试点”，再推广。“试点”如同打战的尖刀部队，往往是要担负“局部牺牲”的准备。就象“桃园经验”，来头有多大，结果刚推行，就被批倒了。蔡阿毛不同意，是想待“社教运动”的政策完善了，钱北再进行。按蔡阿毛的话说，“农民的口袋翻来覆去，里面只有硬币响。”

李忠良也知道田树勋的心思，笋因落箨方成竹，鱼为奔波始化龙。田树勋争着作“试点”，因为打战的尖刀部队虽然担负了战争的“局部牺牲”，活着的就是英雄！

李忠良升任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正欲施展抱负时，往日的“学生”突飞腾起，李忠良还没弄清上面的步骤时，田树勋竟然已经超越了他。李忠良倍感失落的是，田树勋口口声声是“蔡支书、李主任的培养”，作事却从不与他商量。一言堂，谁有反对意见，马上搬出县、社“工作组”。今天知道“马王爷长着三只眼”了！现在还不是安抚的时候，李忠良不作声，他等田树勋开口。妄自尊大的小子，你怎样开口求我？

“李主任，我的《‘社教’工作方案》报请了‘公社工作组’；刘副书记、张主任都过……刘副书记说，‘万丰是个圩，钱北是条街。’圩也好、街也罢，不都是龙溪的大队……”田树勋猛然悟到，刘副书记当时是在告诫他，圩只是个圩，街就是条街。田树勋好生委屈，强打精神地说，“李主任，张主任可是大为赞同的！我找他们，刘副书记不在；打电话到兆丰，先说张主任在；又说去找，再来，就说不在了……”

李忠良巴巴嘴，想说“张国庆靠得住，老母猪会上树。”但他没有说，这时候说这些，特别是对田树勋，已经没有一点含义。李忠良不作声，他还是等田树勋开口。

“李主任，要不你打个电话？征取一下‘工作组’的意见？”田树勋见李忠良既不动身也不开口，便自圆其说，“算了，打了也没用。‘运动’以大队为‘重点’；他们只要‘成绩’不解决问题……李主任，三队怎么样？”

“三队出工了。”李忠良回答很平静，似乎三队没发生什么事。

田树勋很惊讶，说：“李士元叫得最凶；原来他没辞职。”

“李士元他们辞职了，是我派的工。”李忠良很骄傲地说，“基本上每个生产队都有大队支委、革委，这时候站出来顶一下，事情不就过去了！”

“你……我……”田树勋支吾道，“李主任，你答应社员什么条件吗？”

李忠良说：“什么条件？我不忍心，社员也不忍心！误了农时，明年吃什么？”

田树勋猛然感到了一种解脱，说：“对，对，对！社员会不忍心，误了农时，明年吃什么？李主任，不去理他们！农民‘罢工’？‘罢工’害自己；顶多三天，他们都会不忍心误农时，都会自己‘出工’的。不‘出工’，误了农时，明年吃什么？”

李忠良说：“树勋，这是堵气的事吗？即使明天各生产队都自己‘出工’了，你认为就是赢了吗？就能说是解决了问题吗？”

田树勋说：“……至少保住了大队的威信！”

“不！你是彻底丧失了党的威信！”蔡阿毛说着，走了进来；他严肃地对田树勋说，“树勋，农民‘罢工’，千古奇闻！社员是不珍惜世世代代劳作的土地吗？他们是丧失了对劳动成果的希望！这块土地有他们的汗水，他们的心血，紧紧牵挂着他们的‘生机’；忠良说得对，树勋，这不是一件堵气的事。**教导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他们的疾苦！我们是农村基层的党组织，就应以社员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团结全体社员，‘抓革命，促生产’； 而不是使他们人心涣散，丧失对党的政策的误解，对党的政策产生抵触情绪！”

“蔡支书，说这样的话未免有些耸人听闻吧？”田树勋越听越不满，越听越激动；他反诘，“**教导我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党的政策是什么？是‘社教’；为什么要开展‘社教’？就是因为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封、资、修’残余毒素仍在横行！如果我们不彻底‘砍断资本主义’的‘尾巴’，怎样使农村、使钱北的社员一心一意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