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2 / 2）

元、明两代，书院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由于元代书院的演变和明代书院的学术更新，使得元明时期的书院体现出士大夫文化精神的二重性矛盾。

首先来看元代。元代是书院建设的繁荣时期，历史上早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说法。之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元代官方对书院的扶置政策。元统一全国后，为了利用汉族较先进的文化教育，也为了缓和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推崇程朱理学和书院教育，故而促进了元代官办书院的繁荣。另一方面，元代书院作为一种私学组织，仍然依赖于民间力量得以保存与发展。元代统一后，很多儒家学者不愿在朝中做官或在官学任教，便退居山林，建立书院，自由讲学。应该说在发达的元代书院中，那种官学化书院在数量、规模上占主要地位。而且，为了达到改造书院的目的，元政府往往采取委派山长或给山长授予官衔的方式，以掌握书院的领导权。书院的教授、学正、学录、直学等职务的任命、提升被要求由官府批准。元政府不仅控制书院的教师，也控制书院的学生。凡在书院肄业的学生，需经地方官吏举荐、经监察机关考核。据《元史》载：“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往往人才辈出矣。”（元史·选举志.）元官方的政策，不仅使得大量官办书院成为官学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亦使得大量私办书院朝着官学化方向转化。

元代官方对书院的态度，鼓励了具有强烈入仕愿望的士大夫们，他们积极参与当世的社会政治活动，并声称“不如此则道不行”。特别是由于程朱理学在元代受到官方的推崇，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一切学校教学的法定教材，科举考试也唯朱注是准。这样，理学和书院在相互促进中得到发展，元代书院因理学地位的提高而得到更大的发展，理学又因元代书院的发展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最终满足了元代儒家士大夫身兼“学者—官僚”双重身份的价值需求。

元代政权从定都到灭亡，前后不足百年时间，而在书院建设方面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元政府对书院的利用和改造，使得书院官学化了。由于书院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是实行自由讲学的文化教育组织，而元代书院官学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学术创新、教育变革的性质和特色，其结果就是官学的种种弊端亦在书院中逐步出现，如为教者敷衍塞责，为学者追求功名利禄，学术氛围淡薄，教学内容僵化。所以，尽管元代书院在数量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质量上却远远不及南宋。

明初统治者也很推崇程朱理学，重视文化教育，但他们并不喜欢书院，而是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发展、完善各级官学上。所以在明初洪武(1368—1398)至成化(1465—1487)的近一百年间，官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相反，书院却处于沉寂状态。但是，书院作为士大夫追求文化创新的教育机构，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是官学所不能取代的。当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而“士风日陋”之时，一批倡导学术文化创新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所以在明成化年间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特别是正德年间(1506—1521)王守仁、湛若水心学思潮兴起以后，明代书院真的振兴起来了。

明代初期，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仍占据统治地位，并已成为一种思想内容逐渐僵化的官方哲学，各级学校所传习的理学，不过是一种应付科举取士的章句之学。为挽救这种思想僵化、学术空疏、道德虚伪的弊端，王守仁、湛若水提出一套以“心”为本的学术宗旨，以图达到“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治”的目的。王学的兴起，形成了一股影响巨大的学术思潮。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在研究、传播自己的学说时，主要借助于书院。所以，在王学兴起后，书院也繁荣起来。推动明代书院兴盛的首要人物是王守仁。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他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家，以“致良知”为学术宗旨。正德三年(1509年)王被贬到贵州龙场，开始创办龙冈书院，并主持贵阳书院，以后，又在江西修复濂溪书院，在会稽建立会稽书院，江南士子纷纷从学。王逝世以后，其门人更是大量创办书院讲学。有人称：“自武宗朝王新建(王守仁被封为新建伯，故称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洪先)、唐荆川(顺之)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野获篇·畿辅.）另一位重要人物湛若水也对明代书院的兴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是著名学者陈白沙的学生。和王学一样，湛学也主张以心为本，但又自标宗旨，主张“随处体认天理”。他在40岁以后的50多年内，无日不授徒讲学。他在广东西樵建有云谷书院、大科书院，在广州有天关书院，在增城有明诚书院、龙潭书院、独冈书院、莲洞书院。以至于《明儒学案》称他“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王、湛及其弟子的历史功绩不仅仅在于建立了一大批书院，更重要的是他们恢复了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使书院成为最重要的学术基地。这段时期内，书院的讲会组织、讲会活动特别盛行，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人通过讲会的形式、展开争辩、论战，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明代实现自由讲学的书院并不全是王湛心学的阵地，明末著名的东林书院即以批判王学末流、倡导程朱之学为宗旨，并形成了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的东林学派。东林书院原是宋理学家杨时讲学的旧地，明万历年间(1573—1619)顾宪成、高攀龙就其地建书院。东林诸子除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为院规外，还另订《东林会约》，要求书院师生继承程朱理学的学术宗旨，反对王学末流的陋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东林书院积极参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东林诸子以书院为阵地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使之成为当时的政治舆论的中心。在东林书院讲学之盛时，“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可见东林士大夫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影响。

如果说，元代书院体现出当世士大夫的官僚身份一面，从而促进了其官学化的话；那么，明中叶以后的书院自由讲学，则体现出士大夫的学者身份，从而促进了书院在人文教育、学术文化方面的独立追求。后者却往往与**皇权相矛盾，故而士大夫与**皇权相矛盾的一面又终于爆发出来。本来，明代初年注重发展官学而禁抑书院，使书院呈沉寂状态。弘治(1488—1505)以后，书院复起，至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发展到高峰，自由讲学的风气盛行不衰，使朝廷感到十分不安，故在后来遭到**统治者的反对。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统治者愈来愈感到要加强思想控制，于是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

尽管有明初的禁抑和明末的禁毁，明代书院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停滞或倒退，相反，和宋元时期相比，明代书院还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明代建置的书院数量大大超过宋元两代。从时间的分布上看，明初新建书院几近于无，而嘉靖、万历年间新建的书院最多，这段时期新建的书院占明代新建书院的半数以上。从空间的分布上看，明代书院遍及19省，但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尤以江西、福建、浙江、湖南为多。明代书院在时间、空间方面的分布，与书院的历史条件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学术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明代书院的复兴，体现出士大夫追求学术文化的独立精神，也证明这种独立于官学的教育组织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

四、 清代书院的官学化

清世祖入关、定都北京后，逐步统一了全国。清初统治者虽也采取尊孔孟、倡理学、设学校的崇儒重教政策，但在对待书院的问题上，却因明代书院具有自由讲学、讽议朝政的历史教训，故而采取严厉的抑制政策。顺治九年(1652年)，清朝廷下达明文规定：“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这一基本政策限制了书院的发展，在清初的数十年间，除少数一些具有特殊历史地位的书院得以恢复外，大多数书院都处于沉寂、废弃的状态中。

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很久，书院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所以，到了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以后，书院又逐步恢复起来，其中不仅包括民间士绅创建的，还包括许多在职的士大夫的崇教之举。在这种状况下，清廷的书院政策才稍有松动，康熙帝虽无兴建书院的明令，但是他提倡程朱理学，并赐颁御书“学达性天”匾额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赐颁“学道还淳”匾额给苏州紫阳书院。康熙的举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书院的作用。

雍正帝看到书院兴起的势头，觉得限制禁抑已不可能，于是改变原来的消极防范政策，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支持兴办书院的活动。他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上谕中提出：

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钓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摒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十.

由此清廷的看法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由原来认为创建书院是“沽名钓誉”而变为是“兴贤育才”。因此，雍正帝正式命令各地于各省省城创建书院，并赐帑银一千两予以资助。上谕下达后，各省省城纷纷兴建了一些大书院，如直隶有莲池书院，江苏有钟山、紫阳书院，浙江有敷文书院，江西有豫章书院，湖南有岳麓、城南书院，湖北有江汉书院，福建有鳌峰书院，山东有泺源书院，山西有晋阳书院，河南有大梁书院，陕西有关中书院等，它们均得帑银一千两，以租息作为书院师生的膏火费。另外，地方政府还给这些省城书院补拨其他不足的经费。雍正的上谕肯定了书院的社会作用，并在经济上提供了保障，对清代书院的发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乾隆帝不仅在经济上资助书院，而且尤为重视对书院师长的任命、奖励、提升和对书院学生的录取、考核。在乾隆元年(1736年)的上谕中，他明确规定了对书院院长的要求：“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院长三年任满即考核一次，如果是教术可观、人才兴起，则加以奖励。六年之后成就突出的，奏请酌量议叙，加以奖励或提升。在选择生徒时亦提出要求：“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并命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书院生徒严加考核、检查，“有不率教者，则摈斥勿留”，而对品学兼优之士，则加以表彰鼓励，允许直接向上荐举。乾隆帝“上谕”的目的是为了按自己的意图改造书院教育，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雍正、乾隆帝所采取的书院政策对书院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清代书院出现了两大特征：第一，书院建设规模发展到历史上的高峰，书院教育得到全面普及；第二，书院官学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自雍正帝倡办省城书院以后，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吏也纷纷行动起来，拨公款、捐田产，积极倡办书院，而各地的士绅亦出资兴办书院，将之看作是一种崇儒学、兴教化的义举。所以，清雍正、乾隆以后，书院数量大增，超过前代任何时期。清代书院的迅速发展、全面普及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设置书院的省区更加广泛，以前的书院建设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以及一些经济、文化较发达的省区，而清代书院已经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一些原来极少创办书院的省份或地区如甘肃、青海、新疆、蒙古、台湾都创办了书院。第二，设置书院的地域更加普遍，几乎每个府县都创办了书院，文教发达的府县所建置的书院可达数十所之多，书院几乎完全承担和代替了清朝学校教育的职能。第三，书院向都市、城镇发展，书院本来是儒家士大夫隐居山林讲学的形式，宋明许多著名的书院中都有这一特点。但是，清朝的书院却开始向都市、城镇发展，这段时期著名的书院主要是在都市而不是在山林，如雍正赐金资助的20多所大书院均在各省省会。各地书院也主要在府、州、县治所在地。

第二个特征，即清代书院的官学化倾向。书院本是实现自由讲学与学术研究的文化教育机构。但元代书院已有官学化趋势，到了清代，书院的官学化进一步强化。清政府在经费、掌教、学生等方面均牢牢地控制了书院，书院只能完全按照朝廷主政者的要求从事教育活动，因而逐步成为官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时，书院内部的组织及教学与官学并没有多少区别，书院院长往往由官府任免，书院生徒也得由官府选拔。更重要的是，书院教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以学习作八股文为主要课程。书院一般每月进行两次课试：一次为官课，即由府、藩、郡、县轮流出题、阅卷、给奖；一次为师课，由书院掌教出题、阅卷、给奖。无论官课师课，学习作八股文是其主要内容，可见，清代书院因官学化而逐渐流为科举的附庸。

清代书院的演化表明，原来具有相对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自由讲学的书院最终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官学化趋势。尽管清初仍有部分书院倡导乾嘉汉学，表现出知识创新的追求，但是从总体而言，那数量庞大的书院群体正在一步步官学化。正像许多身兼“学者—官僚”双重身份于一体的士大夫们，往往是由其“学者”身份转化为“官僚”身份改变一样，清代书院也在积极配合朝廷“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政治理念，逐渐发生从独立的文化教育机构到官学化的转变。

结语：

从中国书院的千年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中，我们已经发现，无论是受到后来人们褒扬的学术创新、教育变革的“书院学风”，还是先后受到学人批评的附属科举、学术淡薄的“官学化”体制，其实均是与书院组织的核心——士大夫的社会身份与精神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士大夫不是西方社会结构中那种纯粹的学者、僧侣、官僚，他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学者—官僚”的双重身份，故而他们既不可能完全独立地从事精神文化的创造传播工作，也不单纯是追求行政效益的官僚，而总是希望将精神文化的创造与经世治国结合起来。士大夫们这种独特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精神特质，他们既希望独立地从事精神文化创造，又盼望在皇权的统治下从事经邦济世的社会管理。士大夫社会身份、精神特质的二重性矛盾鲜明地体现在他们所创建的书院中，并使得书院既有自由讲学与学术创新的文化传统、又有科举附庸官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高等教育》2007年第9期转载，又载韩国国民大学校：《韩国学论丛》第2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