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四哲思短语60则（1 / 2）

辑四哲思短语60则

2018-04-15 作者： 李泽厚；杨斌

辑四哲思短语60则

我以为，不止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教育问题将日益迫切。Www.Pinwenba.Com 吧下个世纪以后将日益成为以教育为中心的时代，人文知识的责任就更重大。这也就是我所希冀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回归古典希腊，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提出了人性问题。这次文艺复兴则可能回归古典东方，从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人性。这也就是我讲的“西体中用”的遥远前景。这样，也才能使这个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广阔土地上出现一条真正的新路，从而对整个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再说西体中用》，1995年）

主要借助教育，关于人性的教育，关于人类本体性的教育。这一观念不仅仅来源于卢梭、席勒和马克思。比如，孔子就强调教育的重要地位。但是，可惜的是今天的教育很不重视人文，一味强调作为各种专家学者的职业和技能训练。这对于我们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一项十分现实的任务。

（《与杰姆逊的对谈》，1994年）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我以为，从中国传统来说，这指的是历史的经验教训。经验的历史主义不仅是中国实用理性的特性，而且也是中国整个文化的特征。“师”的真实意义就在这里。对历史、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经验教训的认识、理解和情感，从甲骨、金文的记述到诗词歌赋中的大量怀古、咏史，就都在这个“师”的范围之内。培育对历史经验教训无可否认的绝对性情感，正是摒弃各种相对主义的重要方式。它是值得倡导的宗教性私德内容之一。

（《历史本体论》，2002年）

有一次与两位年轻记者谈话时，我偶然说到，自己不写五十年前可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写的书。这被记者们发表了。其实，人各有志，不必一样。……对于创造性思维来说，见林比见树更重要。我只希望我这种尽管粗疏却打算“见林”的书，能对具有创造情怀的年轻一代有所启发或助益。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1985年）

最重要的是人要发现自己的潜能到底在哪里。这样你就也许能找到你的生命意义到底在哪里。实现个人潜在的一切，那就是最愉快的事情。

（《浮生论学》，2002年）

我之所谓好书，除了那些能直接影响人的情感、理想、意志者外，大抵还可分两类：一类是资料丰富而不烦琐，读后使人眼界开阔，知识增多；一类是时有新见，益人神智，即具有启发性。当然有的好书兼此二美，不过较为少见。

（《推荐〈科学研究的艺术〉》，1984年）

学术风格与人品、人格以至人生态度，学术的客观性与个体的主观性，大概的确有些关系。

（《悼朱光潜先生》，1986年）

我建议写文章的人要学点平面几何。理论文章要概念清楚，遵守逻辑，要有论证，简明扼要，不要模模糊糊，不要让人看半天不知说了些什么。对于学术发展来说，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写文章的人要学点平面几何》，1987年）

汉字在培养中国人的智力（记忆力、理解力和思维能力）上，在统一方言，形成强大持久的经济政治局面上，在同化外来种族特别是形成华夏的文化心理结构上，起了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传说“仓颉造字”使“天雨粟，鬼夜哭”，民间也常有“敬惜字纸”的标语张贴，都展示出汉字的既神秘又神圣的地位。可惜至今对这一点仍然研究不多。

（《论语今读》，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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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患人之不己知”要义仍在把握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即走自己的路，为自己所当为，作自己所当作，“毁誉无动于中，荣辱在所不计”，自身实在存于自我认识中而不在“人知”也。

（《论语今读》，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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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哲学一词在希腊的原意是“爱智”。我想，哲学或哲学家的特征之一，常常是在一般人觉得没问题或不成问题的地方，偏偏提出了问题。加上哲学家有个刨根问底的习惯，于是所提出所讨论的问题便经常带有根本性、全局性，从而给人以很大启发。

（《读〈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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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过数理逻辑，做过很多数理逻辑的练习题目。很多人特别是搞文学的很厌烦这些东西，因为要花很大的耐心，要一步一步地推理，好像小时做平面几何，那对自己就是训练……所以我到现在都非常注意概念的清楚，我常常喜欢问你这个概念，这个语词到底什么意思，有些人就是答不出来。

（《浮生论学》，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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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有些东西至今也还不是常识。（笑）只是没有充分发挥，没人注意。我这人比较懒。很多文章本可以写得很长，……我只写了个小册子，……我的书基本上都是提纲性质的。……我是搞哲学出身的，我觉得提供一些基本的想法、观念、角度，如果对人家有启发，就可以了。……我的书不一定要使人心服，或者要人家来引用。我没有这个企图。只要读后觉得还有点意思，有点启发，就足够了。……我那些书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人认真注意。也许过几十年以后才能被人真正认识，我常常只点到一下，就带过去了。

（《浮生论学》，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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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奇怪，我在理论和实际上一贯强调历史主义，但另方面，也许仍是受鲁迅的影响，我又非常注意人们的处世、为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我一直非常尊敬、赞佩和更为亲近那些或勤勤恳恳、老实本分，或铮铮铁骨、见义勇为的人，尽管他们非常普通，既非才华盖世，又未显赫于时，可说是“名不称焉”吧，但他们比那些经营得巧名重一时的“俊杰”老翁，或左右逢源聪明圆滑的时髦青年，总要使我觉得可爱可信得多。中国古人有言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可惜这点点“伦理主义”在近几代（不能只指责青年一代，前面不是提到“俊杰”老翁吗？）中国知识分子好些人中，似乎在不同程度上被忽视被遗忘了。

（《赵士林〈心学与美学〉序》，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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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以为，文学家可以极端地表达情感，只要能感染读者，便是成功。但文学作品煽起你的情感，却并不能告诉你究竟如何在生活中去判断、思考和行动。读文学作品，老实说，应该注意这一点，不要为其所宣扬的观点、思想、信念所迷惑。情感，即使是“健康”、“真诚”、“崇高”的情感，也仍然需要理智的反省或自觉，经由自己的理性判断，才能有益于生活和人生。

（《关于胡适与鲁迅》，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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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德国那种沉重做法，写了三大卷，还只是“导论”。我更欣赏《老子》不过五千言，……哲学只能是提纲，不必是巨著。哲学本只是提问题、提概念、提视角，即使如何展开，也不可能是周详赅备的科学论著。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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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彩陶刻划、骨卜刻划到甲文金文，到石刻铭功，贮存了大量历史经验的文字，正好指示着鱼龙时代的纪纲秩序的“成文化”。它以标准的符号系统成为这个生命、生活和权威/秩序的体现者。一代又一代的人群，主要是统治—领导集团和阶层，拥有着、享用着这貌似僵固却实际永生的历史经验的权威凝结物，作为符号工具，不断指导、规范、巩固、统治人群的生存和延续。……所以汉字着重的是它作用于人们行为活动的规范特质，而不在于复写、记录口头语言的认识功能。

（《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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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言中虚词的众多和并非口语特点的音乐形式，如由平仄音调到字义的对偶反复、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使汉字文言文的表情功能非常显著而重要。它熔情感、理解、记忆三者于一炉，对中华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和影响甚为巨大。也许，中华儿女可以流连忘返在这作为心理积淀的汉文字（书法）和文学中，去寻找或寄托那失去的历史家园和邈远的故国乡愁？！

（《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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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西方的辩证法从语言论辩中产生，是思维的艺术，思辨的智慧；中国的辩证法从战争兵法中产生，是生活的艺术，生存的智慧。前者锻炼培育了人们的思辨理性，产生了高度抽象的理论科学，为中国传统所远远不及。后者锻炼培育了人们的实用能力，产生了众多的技术发明，培育和延续了一个如此众多人口、广阔疆域、有统一文字语言而且历史悠久未断的巨大时空实体。而所有这些中国文化的短处和长处，又都与这个“天人合一”的根本攸关。

（《王柯平〈中国思维方式〉序》，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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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余英时——编者注）都认为中国思想是从巫术出来的。……他认为自上古到孔子，来了一个大突破。我分两步，周公是一步，孔子是第二步，没有完全遵照雅斯贝斯的说法。我以为周公把巫术这一套传统完成外在的理性化，变成一套系统，一个政治和伦理的制度；孔子和儒学再把这一套归结为心理，孔子讲仁，中庸讲诚。

（《浮生论学》，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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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艺术有形式感问题，科学也有。科学中，最合规律的经常便是最美的，你不常听到科学家们要赞叹：这个证明、这条定理是多么美啊。有位著名的科学家说，如果要在两种理论——一种更美些，一种则更符合实验——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说笑话，里面有深刻的方法论问题。有趣的是，科学家不仅在自己的抽象的思辨、演算、考虑中，由于感受、发现美（如对称性、比例感、和谐感）而感到审美愉快，而且它们还经常是引导科学家们达到重要科学发现、发明的桥梁：由于美的形式感而觉察这里有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在。

（《审美与形式感》，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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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仅就个人偏爱来说，我宁肯欣赏一个真正的历史废墟，而不愿抬高任何仿制的古董。记得在成都，我对游人冷落的王建墓非常赞叹，这是五代艺术的真迹；而一点也不喜欢那著名的、挂满了名人字画的、虚构的杜甫草堂。

（《偏爱》，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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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真正存在着，而不再是某种机械的工具和盲目的奴仆。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只有对自己真正有自我意识，然后才能自立起来，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路来。当然，要自我意识，必须要理解自己，而任何理解都是通过对过去的理解来完成的。我们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存在，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存在总是历史的存在。所以真正追求历史的真实，就应该把它同追求对历史了解的真实结合起来；真正的历史真实就存在于对历史了解的真实中间，存在于对历史的解释、对历史的理解中间。

（《中国思想史杂谈》，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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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过，希腊和西方文明是依靠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体系和文艺复兴以来伽利略的科学实验方法取得成果的。他很奇怪，中国没有这两样东西，何以能够做出很多工作。这便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技术和科学有区别。中国基本上可说是技术发达，科学并不发达，也就是说，中国是技术科学或应用科学较发达。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技术发明。中国数学发达，但主要也是计算方面，它不重视公理、模型、抽象体系。这也表现为中国人的思维总喜欢要求科学直接为社会生活服务，因而，科学常常变成或只是技术，对科学的独立意义、独立力量，对科学本身思辨的完备等等，便不够注意。……中国科技到近代大大落后，长久停留在经验论水平的理论思维上，是有其内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原因的（当然也有许多外在的根本原因）。

（《中国思想史杂谈》，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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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意识很发达，在世界所有的民族中，历史哲学和自然哲学是一个哲学。天地与人、宇宙与人类、自然与社会是混为一体的，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总是要求把天与人、自然与社会放在一起的联贯中来思考来讨论。所以它既是自然观又是社会观，又是人生观；它既是理智的，又是感情的。

（《中国思想史杂谈》，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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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流行“对子”（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史），现在又似乎流行“圆圈”（哲学史是螺旋形的上升的认识史）。我有点怀疑。我不大相信“两军对战”，也不大相信黑格尔说的那“圆圈”。柏拉图、老子并不比后来的哲学差，“圆圈”的起点可以高于终点，读这些著作比读经过“螺旋式上升”后的著作有时还更有味道。如何解释？这倒有点像艺术，屈原的《离骚》、希腊的雕刻便丝毫不亚于后来的作品。

（《突破“对子”与“圆圈”》，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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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不光是认识这一个因素，而是由直觉、感觉、想象、情感、**、意向等多种因素所组成，认识不能独立于它们之外。假设简单地把认识当作审美，那么艺术就不成其为艺术，就变成一篇理论文章了。我们认识封建社会的没落，何必去看《红楼梦》，去看一本历史教科书不是更好吗？所以，认识的因素在艺术里面，就像水里放了盐，喝水知道咸味但你看不见盐。也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但不一定很明确。所以，艺术有它的多义性、不明确性、朦胧性。

（《在电视剧艺术讨论会上的发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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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积淀”指不同于动物又基于动物生理基础的整个人类心理的产生和发展。它包括“理性的内化”即作为认识功能的诸知性范畴、时空直观等等；它包括“理性的凝聚”，即人的行为、意志的感性现实活动中的伦理道德（均见诸《主体性论纲》）。而狭义的“积淀”则专指理性在感性（从五官知觉到各类**）中的沉入、渗透与融合（见《美学四讲》）。……狭义的“积淀”即审美，却有所不同。它常常直接呈现为人的整个“情理结构”即整个心理状态，而不限于认识和行为。从而由各不相同的文化（民族、地区、阶层）所造成的心理差异，即理性与感性的结构、配合、比例，便可以颇不相同。

（《历史本体论》，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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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所谓人性的塑造、陶冶不能只凭外在的律令，不管是宗教的教规，革命的“主义”。那种理性凝聚的伦理命令使所建造的“新人”极不牢靠，经常在这所谓“绝对律令”崩毁之后便成为一片废墟；由激进的“新人”到颓废的浪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只有“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的情感的陶冶塑造，才有真正的心灵生长，才是真实的人性出路。它必然是个体的，个性的，自然与社会相合一的。

（《历史本体论》，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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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动物开始。为了摆脱动物状态，人类最初使用了野蛮的，几乎是动物般的手段，这就是历史真相。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婆。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这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颂扬和夸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