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2 / 2）

我正在暗自庆幸“漏网”之福的时候，却收到了何倩用血泪写成的来信！

参军八年，我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打击。讲体魄，二十六岁是最强壮的时候，可是看完何倩的信，我的双腿都软了。在北京，何倩已经预料过这次“摊牌”的后果，我也帮她作过各种最坏的设想，但是，把我们两人的年龄和常识统统加到一起，万万也想不到“抗婚”的结果竟然是“反动”！我愤怒得浑身发抖，泪流满面……不是为自己哭，也不是为何倩哭，实在是为真理和正义而哭泣！杨清正啊，医学院啊，你们迫害何倩不足为奇，然而你们怎敢公然反对真理和正义哩！

我的良心被杨清正一枪打死了。

所以，凭良心要做的事情我一件也没做。我没有给何倩写信，也没有向组织上坦白承认何倩已经是我事实上的妻子。我没有再次跳上特别快车去安慰掏厕所的白雪公主，也没有带着手枪找杨清正算帐。我不认为自己在何倩的噩运面前无所作为是什么胆小、卑鄙，反而理解了廖渝生对李茶花的无所作为……一句话，我彻底冷静下来了。

此后的生活是很复杂的，过份的复杂又变成了过份的简单。好比太阳光，五光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混在一起也就变成了白色。

此后的生活变成了跳跃式的。有些时期，喜怒哀乐惊忧思，聚合在一起，丰富多彩，百感交集，热闹得透不过气来；有些时期，平心而论，又非常单调而乏味，以致在记忆中留下了大段大段的空白，断裂带，毫无意义的吃喝拉撒睡，连我自己也永远想不清楚干了些个什么……

一九五八年夏天，部队的“反右”斗争取得了胜利以后，不知道又出了点儿什么毛病——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展了一次“补课”的运动。也许是杨清正余怒未消，也许是有些同志对我始终看不惯，凑了些平时的“言论”材料，便把我“补”进去了。名称很别致，曰“思想反动”。

我不知道，但我凭着冷静的想象力，判断出了一丁点儿情况：军政委或者军政治部主任，象刚上演过不久的《十五贯》里的况钟那样，提起笔来，感到了有千钧重……周仲明啊周仲明，你自幼参军，多次立功，经过了战斗和艰苦环境之考验，喂呀呀，我这一笔落下，你便是妻离子散、永世不得翻身了啊！罢罢罢，得饶人处且饶人。念在你年仅二十七岁，这右派帽子就缓戴了吧！……于是乎，有人便在我可爱的档案里写下了三句符咒：“思想复杂，复员处理，控制使用。”又经过了若干拖泥带水的报批手续，是年岁末，鄙人领得四百元人民币的“安家费”，便解甲归田了。

我并没有回重庆。朋友，您知道“家庭出身不好”的实际涵义吗？别的就不必多说了，目前的一条要领，就是离开这个“家庭出身”越远越好！组织处的朋友最后帮了我一把，允许我复员回到祖籍北京市。

因为我的何倩还在北京扫地掏厕所倒痰盂呐，我身强力壮，当然可以帮她干几年！

年轻人最容易走火入魔。由于猛然想到了帮助何倩掏厕所，我死去的良心又复活了，嘭嘭嘭地跳动起来。我必须很快见到她！假如，假如去年播种的爱情开了花，结了果，我又怎能推卸作父亲的责任哩？

特别快车嘁嚓咔嚓的轧得铁轨脆响。过了长江天堑，又过滚滚黄河……在列车上迎来了一九五九年元旦。餐车上别开生面地供应了一顿儿饺子。屈指一算——当然不是数饺子喽，那又数啥子呢？唔，鄙人在可爱的部队居然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十个年头！

我进入了二十八岁。据说国务院有规定，三十周岁以内的复员军人仍可报考大学。哈，只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别看断线十年，我周仲明考大学依然十拿十稳！没错儿，仍然要感谢我的母校重庆南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