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二章（1966-1974）外公的第二次（1 / 2）

第一十二章（1966-1974）外公的第二次劳教

2018-04-15 作者： 野兽派的吴嘎嘎

第一十二章（1966-1974）外公的第二次劳教

再说我外公这里。外公暂时关进了牛棚，天天被押解到戏台上批斗。批斗的时候要站在一条很细的凳子上，要么就跪在一根木棍上，头往下低几乎要顶到地。旁边一个人在念长长的罪状，什么时候念完什么时候下台。念罪状的人有时候故意念得很慢，中间再重复几遍，把时间拖的长一点。斗完了再押回牛棚继续学习改造。

那些年，乡里的各个戏台上要么在批斗，要么在开公审大会。我们村的戏台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按理说也是四旧，上面还有光绪帝的题字呢！但是戏台却没有被砸掉，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儿，可能是因为经常要用到的原因吧。台下的人们往台上看，就会自然而然有一种敬畏感。

每次公审大会什么的，人们都赶去看热闹，可对妈妈来说那简直是受罪。

妈妈每天给外公送一顿晚饭，中午则不许送饭，基本上就是不能吃中饭。时间久了，外公被斗的不行了，全身痛的坐立都困难，连饭都咽不下。外婆在家里干着急：

“这可怎么办，这么下去要死人的啊！”

这个时候大姨的老公跳出来说：

“让我来批斗爸爸吧！我可以念的快一点，这样爸爸可以早点回到牛棚，总比在戏台上挨批好。”

大家一听，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妈妈心里明白，姐夫是想和我们家划清界限。他这主意可算一举两得了，说起来是为了爸爸，其实是体现了姐夫家觉悟高。不过事以至此，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于是大姨夫就承担起了批斗外公的责任。批斗的时候要念罪状，还必须得是个识字的人，又得念得掷地有声有气势。那时候小伙子里能读书识字的人不多，还得有气势，就更少了。每天都是那几个在负责批斗，他们也有累的时候。姨夫从小学过唱戏，念起来还带着戏腔，有气势又好听，所以很顺利就让他来念了。姨夫站在外公的旁边，先高喊和自己的丈人划清界限，然后开始以比他人快两倍的语速念起了罪状书，带着一惊一乍的戏腔，让外公少批斗一会，赶紧结束拉到牛棚里去休息了。台下看戏的村民们听的新鲜，有时候还会鼓起掌来。这样也稍微减轻了一点外公的痛苦，不至于身体垮掉。

但是没过几天，好事的村民就揭露了这个“阴谋”，把大姨夫换下来了。不过至此以后大姨夫就成功的和外公家划清了界限，走上了他的阳光大道，他被评为了他们村子里的文革旗手。

久而久之，村里也怕斗出人命，真要出人命了，那也有一定责任。所以看着外公奄奄一息，村委会批斗了两个月就提出把外公调到劳教所去接受改造。

这个时期的劳教所里边不许探监只许写信。所以自外公关进监狱后，妈妈就几乎没见到过外公，除非在公审大会上。外公写给家里的信里最多提到的是两件事：一是饿，二是冷。外公每次写信都希望家里能寄点小鱼干之类，寄双雨鞋什么的给他，补充点营养，也省得冬天几乎赤脚在雪地上劳作。外公的一双鞋已经穿了好几年，鞋底和鞋尖早就磨破了。可惜外公的要求很少得到满足，因为那时候连双雨鞋都买不起，好不容易凑到钱能买一双的时候都已经是夏天了。还有些时候邮政也不收包裹，不像今天那么发达。

妈妈每天都在盼望她亲爱的爸爸回来，几乎每个晚上都梦见他。她梦见有人叫她，一回头是爸爸！她高兴地挽住爸爸的手臂，生怕他走了......或者就是走在去探监的路上，警卫指着前面的路说：就在那里。于是她走过去，前面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妈妈的梦就像一个卡夫卡的小说，她总也到达不了爸爸的牢房......妈妈醒来后泪流满面，枕畔都湿了。

外婆则独自承担起了一个家的重担，下地劳作，参加没完没了的四类份子集训，接受批斗教育等等。村口的大喇叭总是让她心惊胆颤：喇叭一响，就意味着又要去开四类份子公审大会了，但是每次公审都没有宣判外公的罪行，也不知道外公什么时候能刑满释放。

外婆原来的假想是，外公在外县的劳教所里最多呆个两年时间，因为很多人在两年后就被遣返回乡了，能熬过两年就好。两年已经过去了，按期望是可以刑满遣送回村里接管了。村里至少亲人都在身边，虽然还要接受再教育，但是总可以想办法照应一下，外婆和妈妈们都这样安慰自己。

那时候把“罪犯”遣送回村前，还要再走一道程序，就是听听村里的意见，是否同意此人调回。那天县里的人来到大队长的家里征询意见，杨欠脚一边修剪着院子里的花，一边慢悠悠地说：

“唉，这个人我们管不了啊！余世望那么顽固，暗中势力范围很广，乡里管不住此人呐！”

大队长对着他的花左看看右看看，接着说：

“这种人不如送他一颗花生米吃吃算了，省得你们也麻烦。”

杨欠脚好像没事发生一样，一瘸一拐地在他的院子里绕着他的花卉盆景转，精心地修剪着它们。那些花朵开放得整齐而妖艳。

“花生米”指的是子弹，吃花生米就是枪毙的意思。那时候杀个人不算什么，大家如果都同意就被毙了，还好县里没同意枪毙外公。但是也因为杨欠脚不同意外公被迁回，所以外公没有被调回村里，而是继续在劳教所服役。

第二天村口的大喇叭开始广播了，要求四类份子家属去参加公审大会，外公的审判有结果了。妈妈们等这一天一等就是两年，外婆带着一家人站在戏台下看着台上的外公，妈妈热泪盈眶，想象着外公终于又可以每天教她写日记了，她又可以从最疼爱她的父亲这里得到教诲了。而外婆则平静的看着外公，等待着公审结束后的团圆。

最后公审结果出来了：外公被判十五年劳教。那一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的时候。

外婆听到审判结果的感觉是：她在戏台下，外公在戏台上，他们已经阴阳相隔了。

只有小外公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骂：

没有人来抓小外公，也没有人理会他。

妈妈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想尽了办法要多挣点钱，没什么奢望，就是为了能活下去。那时候我小奶奶已经在杭州改嫁，城市里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是农村没有的。小奶奶托人偷偷地捎回来一个摇袜机给在老家的大奶奶。冬天冷，大家都没有袜子穿，或者袜子都破的不能再破了，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跟。我妈妈就去我大奶奶家织袜子。

袜子很受欢迎，自己织的比买的袜子更厚更保暖。一双袜子卖5分钱，妈妈像个墩子一样往凳子上一坐就是一天，不肯歇下来，一天能织五十双，能赚两块五毛钱！比下地干活挣的多多了！妈妈窃喜，让聪明的舅舅按照摇袜机的样子又仿造了一个出来，带回自己家里摇。虽然粗糙了一点但是居然也能用。于是妈妈就叫上她妹妹一起，一个去大奶奶家，一个在自己家里摇袜子。她们两像两个石墩子，一天就没挪过屁股，一下织了一百双！

但是很快这事又被杨欠脚知道了，一瘸一拐地又带着人来抄家。一边跑一边骂：

“地主又翻身当资本家了？这不行啊！”

于是把妈妈的摇袜机给抄走了。过不了几天，村民们都去大队长家里买袜子了。

奶奶家里的那台原装货，没过多久也被治保主任金德士给抄了去。那一天金德士出现在奶奶家狭小的堂楼屋里，背着双手，挺了个大肚子，看上去笑呵呵的。大奶奶赶紧小心翼翼地迎上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