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六)(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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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闵兰珍、江一贞怎么想,日子还是得过。转眼便到了一九六四年的下半年。此时此刻的衙后街,除了社会上各机关单位因早有传闻的“四清”已正式铺开,令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又多了若干谈资外,又出了几件令他们议论了好一阵的事情:先是读书特发奋的杨家妹子延玲考上了清华大学,继之是江一贞的大儿子贾山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就是多年未曾和家里联系的麻家老大麻芳,亦给父亲寄来了信件并附上了一帧戎装照片。

说来巧得很,杨延玲的录取通知书也是老刘送来的。正是因此,不仅衙后街的居民们认为他是个福星,就是他自己亦认为,既然邮路这样顺畅,那不定能沾点文曲星们的福气,令下学期就要读高中的儿子日后也能考上大学。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衙后街居民的兴奋点还是集中在延玲金榜题名这件事上。这天下午,当在场的街坊们看到杨延玲在老刘的报喜声中从狭窄的居所内跑出来,激动不已地接过录取通知书,尤其是看到她手上的通知书上赫然印着的清华大学的字样时,都跟着欢呼起来。要知道,这可是这个街区第一次有人考上中国的顶尖大学啊!在众人传看通知书的时候,尽管杨延玲的嫂子还能保持镇静,但她在二中做校工的哥哥杨云若却欢喜得难以自持了,以至街坊们上前道贺时眼睛竟湿润得不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终于能给早年去世的爹娘一个交代了。

“云若,还真要恭喜你啊,可算熬出来了。”杨延玲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江一贞碰巧在场。看到故人的孩子考上清华大学,她非常高兴,就像自己的孩子高中了一样。她非常动情地对杨云若说到:“你也真不容易,像你这样待妹妹的,整个荔川县都难得找出几个!”

“是啊,是啊。”闻听此言,众人一叠声地附和着。杨家兄妹父母去世得早,延玲全靠兄长抚养。为了支持她上学,云若结婚后一直不敢要孩子。也是这妹子命好,不独有个好哥哥,还遇上了个好嫂子。后者对支持小姑子上学不仅无有一点怨言,还跟着丈夫节衣缩食,待她比待娘家妹妹还要亲。

“延玲上学有什么困难,跟居委会说,大家帮助解决。”江一贞叮嘱着杨云若,“衙后街出了清华生,是我们全体居民的光荣。”

“谢谢、谢谢。”听着这话,杨云若和妻子非常感动,至于杨延玲,俊俏的小脸更是激动得通红。这些年,他们兄妹可没少得过邻里的帮助,尤其是江一贞及郑文淑,更是将他们的事视为自己的事。不讲别的,单是学习上,贾家两兄弟、岑家务实等就是杨延玲的常年校外辅导,尤其是贾家老大,即便上了大学,只要回家遇到杨延玲,都会过问她的学习情况,告诉她如何解方程,怎样写作文。

“江组长,云若一家还真亏了你哩,”看到这种情况,街坊中有人说道,“你这样做好事,会有好报的。”

可不!听到这样说,众人都很赞同,就是历来不信因果报应之说的郑文淑也觉得事情应该是这样。她因此对众人说道:“确确实实是好心有好报,大家伙儿可能不知道吧,江组长的大儿子昨天来信,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了。”

是吗?听着这话,街坊们又兴奋起来,转过身来向江一贞道起了恭喜。想想吧,中国科学院,那可不是寻常单位,能到那里工作,足以证明本事了得。

“谢谢,谢谢大家了。”听到众人的恭贺,江一贞自然很高兴,但她知道自己不是今天的主角,话题还应是杨延玲的高中。她于是很谦虚地说道:“我家老大虽然进了科学院,做的也就是一般的工作,真要说厉害,还是延玲。要知道,她只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家里条件又不是太好,能考进清华大学——咦,这学校怎么说来着?”

“中国最高学府。”有人在边上递过话来。

“对,能考进咱们国家的最高学府,才真正了不起。”

“就是,就是。”众人一致表示赞同。但紧跟着有人又提出了那个不止一次提出的老问题:“我说大家伙儿,你们说说,我们衙后街为什么年年都有不少伢子考上大学,尤其是能考上清华、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

“为什么,孩子们有志气、肯发狠呗。”

“家长们也支持。”

“遇上了好老师。”

闻听这样的问话,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要我看,还是这里的脉气好。”听着大家的议论,一直插不上嘴的晁婶发话了,“要讲孩子发狠、家长支持,别的街道都一样,可他们为什么考不过咱们这里?说来说去,还是衙后街有文脉。”她说得是那样肯定,一点不容他人置疑。

“是呀,是呀。”晁婶的话音刚落,衙后街最喜出风头的大嗓门女人吴望霞跟着便嚷开了。不惟如此,她还拿出了一封寄自北京某信箱的信封,展示给众人——

“衙后街还真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哩,这不,我家老大不仅上的是北京工业学院,而且分到了部队,干的是保密工作。”

“北京工业学院,那是个什么大学?”有的街坊不太清楚,“不会比清华、复旦还强吧?”

“啊,听说是搞军事的,也要高分才考得进去的。”有的邻居似乎知道一些。

“哟,还真在部队工作哩,”有人从吴望霞中接过照片,一边端详,一边发着感叹,“你看,这不穿着军装吗,顶精神的。”。

听着这样的议论,吴望霞不用说很是得意了。她指点着相片对众人说道:“看见没,肩章上的一杠两星是中尉,是连级干部的标志。”

“麻家妈妈,你也好福气哟。”看着吴望霞投向四周、明显着是觅寻回应的眼光,衙后街的居民们鲜有不明事理的,于是便有那不吝溢美的人送起了恭喜。只是,真正了解内情的人却在心里生出了冷笑:这是麻芳离家七年后寄回来的第二封信。这不仅是因为麻家的成分是资本家,女儿既然进了部队,肯定要划清界限,而且作为继母的吴望霞过去待丈夫前妻的女儿很刻薄,双方根本谈不上母女之情。

不用说,虽然时下又开始搞运动,但衙后街的喜事还是有的,而且只要有喜事,这里的居民们都会议论一番,分享当事者的快乐。只是,令很多街坊没有想到的是,喜事虽然有,大家公认的文化人岑华年的日子却不太好过。尽管他素来相信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可自打“四清”开展以来,城关镇党委尤其是驻镇的“四清”工作队就无视县教育局的不同意见,楞要将他作为“四不清”的审查对象,不仅工作要继续干,而且还要没完没了地接受工作队员们咄咄逼人的谈话,甚至怀疑他有经济问题,调了不少人来查账,搞得一段时间内,学校不少教职员工不敢主动和他搭腔,尤其是过去无话都要找话讲的羊琼华,一副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

“华年,你没事吧。”看着丈夫话一天比一天少,郑文淑很有点担心。

“没事。”岑华年安慰着妻子。

看着丈夫勉颜为笑,郑文淑知道他是在宽慰自己,由是很有点心疼。她想了想,对他说到:“要不,你就向组织上提出,这个校长不做了,省得人家老是惦记着。”

“我早就向县教育局和镇党委提出过,但他们一直不同意,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想的。”听着妻子的建议,岑华年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在那些了解他的友人看来,他之所以只要遇上政治运动便会被揉搓一顿,全因为出身不好,以及有“海外关系”,但只有他自己清楚,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推手,那就是副校长姚显贤。此人虽然不懂业务,可仗着自己是学校党支部书记,很不服气头衔上的那个“副”字,总是想将它置换掉。说实在的,他早就不想干这个校长了,多次给领导说过,可是每隔三年,县教育局总是会给他送来一纸县人委的任命书,弄得他不知如何是好。对这所小学,他充满了感情,这不仅是为着它是自己父亲耗尽半生心血和全部家业建起来的,而且为着荔川县尤其是衙后街不少人都是在它这里发蒙、成长的。说它延续了古代县学和民国贫民学校的教育传统,一点都不夸张。人们常说衙后街是荔川县城的文脉所在,在他看来,它才是衙后街的文脉所在。只是,当人民政权刚一建立,他将它无偿捐献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再也谈不上与它息息相关,更谈不上把握它的命运了,哪怕他此后一直担任校长。不独如此,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命运也越来越不能由自己把握。

“华年,看谁来了?”

这个星期日,就在他坐在屋内的书桌边,非常苦恼地修改着已修改过数次的思想检查,以满足工作组“要深挖思想根源,彻底向组织交心”的要求时,郑文淑在院内呼唤起来。

谁来了?岑华年觉得有点奇怪了:敏感时期,还有谁会来探视他这个被工作队宣布为“审查对象”的人。可还未等他站起身来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华年兄,是我。”

“哎呀,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岑华年一见来者是自己的总角之交沈家严,不由得十分高兴了。

“什么风,想你了呗。”沈家严走过来握住岑华年的手,用力地摇了摇。

“我也顶想你的。”岑华年一边说着,一边将刚才坐着的靠背椅让给朋友。

“你在写什么?”沈家严放下手中的提袋,坐下来,瞥了一眼岑华年铺在书桌上的稿纸,“思想检查?”

坐在桌边方凳上的岑华年苦笑了一下。

沈家严凝望着他,似乎想说什么,但又许久没有吱声。好一会后,方说道:“你这回的事情,我早已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岑华年觉得有点奇怪。

“上官正告诉我的。”

上官正,他怎么知道?岑华年觉得不可思议了。自从上次文淑带着新锐在他家投宿至今,两家又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而且除了牛厚怀,他在荔川县似乎没有什么熟人。

啊,对了,是牛厚怀告诉他的。一想到牛厚怀,岑华年马上便意识到了上官正以何会知道自己这档事。打从自己被工作组宣布为审查对象起,这位女婿就再也没来过家,有时候在街上遇见郑文淑,亦非常冷淡,简单说上两句便匆匆离去。

“华年,这回的事,你用不着犯愁,要我看,不过像以前那样,又走一回过场,没什么大不了的。”看着岑华年眉眼不展,沈家严劝慰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郑文淑刚好给客人端来沏好的茶,听他这样说,便插了句嘴。

“我知道自己没犯什么错误,可每次都要被无缘无故地折腾一番,很不舒服。”岑华年道出心里话。

“这事摊在谁的头上都不舒服,可怎么办,指望那些整你的人发善心?不可能的,终归只能自己解脱。”沈家严继续劝慰道,“你看我,不也有过烦心事吗,可我觉得自己现在活得并不比别人差。”

也是,听老友这样说,岑华年觉得有道理,不由得轻松了若许。今日沈家严一进门,他就明白了老友的来意,心里很是感动。他知道,老友的日子一度很不好过,只不过不是为政治,而是为了妻小。用沈家严自己的话说,不是外患,而是内忧。

其实,沈家严原先的日子还是过得的:在清江市疾控中心做着一份收入不多不少的工作,养了两个非常听话的儿女,尤其是妻子,容貌不说百里挑一,回头率亦是很高的。可就是这个女人,在和沈家严安安稳稳过了十余年之后,突然和单位新来的头头发生了苟且之事,而且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骤遇这样的事变,沈家严可谓痛苦至极。他想不通,妻子和他走到一起虽是友人介绍的,但结婚后一直相亲相爱,怎么就忍心使他蒙受此种伤害。不过,沈家严就是沈家严,痛定思痛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和她分了手,任是她怎样愧悔,儿女怎样央求也不改变自己的决定,就是面对岑华年、上官正等老友的劝说亦不为之所动。分手的时候,他坚持儿女由自己监护,至于原由,表面上是为了妻子没有累赘,便于再嫁,私底下却是认为她品德不好,会妨碍孩子的健康成长。

“老沈,今天中饭喝一杯?”郑文淑在灶间忙活一阵后走了进来。她知道他有这个嗜好,虽然量不大。

“你家有酒?这可是稀罕事啊。”沈家严闻言,有所探询地望着她。他知道岑华年平素不饮酒的。

“哦,去年老岑生日时慧敏拿过来两瓶葡萄酒,说是喝一点可以软化血管。”

“慧敏好孝心,可我喝不惯果酒。”沈家严笑笑,低头从随身携来的袋子中摸出一瓶二两半装的清江大曲,“还是这个过瘾。”

“你可真是,到我家,怎么带了酒还要带菜?”看着沈家严除酒外又掏出了一包卤香牛肉,郑文淑觉得他有点见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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