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九章：最后的时刻（1 / 2）

第六百八十九章：最后的时刻（求订阅、求月票）

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参战的各国造成的印象太过于恐怖和惨烈了，以至于英法等国的老百姓在战后不断地在进行反思，“反战求和”愿望非常的强烈。

英国在一战中直接参战600万人，伤亡244万，战争双方开支达1800亿美元，无数城镇化为废墟，各国财政一片萧条。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它对英国人传统的心安理得、高枕无忧的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人们对战争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厌倦，并进而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表示恐惧，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

据悉，战后英国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不再战运动联合会”和最大的“和平誓约协会”等和平主义组织，和平主义运动风起云涌。

这些个人和组织公开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上的和谐与理智。呼吁拒绝支持或效力于任何付诸武力的政府所从事的战争。之后英国和平主义组织进行了民意测验，90％的人拒绝参战，反战求和思想深入人心。

然而，和平主义者鼓吹和议、呼吁太平的同时，却消极地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诅咒战争，诋毁军备，不仅模糊了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而且使人们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解除了人们对战争的警觉。一味反战的社会情绪，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参战制造了舆论压力，制约了政府的决策。

面对“社会太平”的反战求和思潮，英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对外策略的调整。他们认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对于二战前爆发的诸如慕尼黑悲剧之类的事情，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相信，让德国恢复国土就可以保持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平稳定的关系，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并且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这不仅反映了英国民众狭隘朴素的“避战求和”心理，也掩盖了张伯伦害怕战争的心态，迎合绥靖需求。可以说，“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正是英国统治阶级推行绥靖主义的温床，更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幌子。

反战怕战是一回事儿，但这并不能当做借口，事实上英国当局的政治安排也别有用心。因为在英国的那些政治家眼中，扶德抑法，保持欧洲均势是他们既定的国策。

“欧洲均势”政策是英国传统外交的核心之一，通过欧洲大陆德、法、俄的互相牵制，达到“实力均衡”。然而，一战的爆发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

战后，《凡尔赛和约》确定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建立起了包围德国的小协约国体制。因而，法国成了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甚至于连劳合·乔治都强调说“法国是唯一可能给英国造成麻烦的国家”。

因此，英国这时的均势政策是要加强德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从而在德法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冲突又互制的关系，用以维护及加强英国在欧洲政局上的地位。

为此，英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德国扩军、毁约，以振兴德国，恢复其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又迫使法国接受有利于德国的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从而防止出现一个支配欧洲而同时支配海峡沿岸和低地国家的偌大军事强国。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势力均衡”的旧传统和“光荣孤立”的影子使英国始终定位在充当欧洲的制衡者和仲裁人，扶德抑法成了英国当时对外政策的主题。

就连丘吉尔也毫不避讳地说过：“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个，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是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怕别人说我们亲德反法，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会以亲法反德”。

可以看出，扶德抑法只是英国保持欧洲均势的一种手段，通过均势，它将更大程度上实现并保持欧洲霸权。

还有就是，英法等国还非常乐意以德反苏，实现“祸水东引”。

面对战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引起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深度恐惧：无产阶级运动一旦席卷英国，资产阶级必将面临灭亡的境地。因此，积极反苏反共也是英国当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鉴于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苏的趋向，德国成为东方反苏的第一防线，尤其是1939年德国积极东进的攻势，令英国暗自庆幸：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屏障，纳粹帮了欧洲一个大忙。

他们相信，“祸水东引”是摧垮无产阶级的捷径，如果把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使苏德之间发生冲突，彼此在战争中两败俱伤，那么英国的霸权和利益就能安然无恙，欧洲均势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