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卷龙盘虎踞春秋事第一千四百二十九章提议(2 / 2)
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找上了赵石,赵石这才恍然大悟,这该死的女人竟然把自家库房当卧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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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些小插曲,总的来说,大秦成武七年的正月,长安城是平静的,再没有战争的消息传出。
敏感而又好谈国事的长安百姓们也就渐渐明白,这一年除了西北说不定还有些剿除党项余孽的战事之外,其他各处,许是不会再燃起烽烟了,不然的话,这个时节,应该到了为前方兵马准备后勤辎重的时候才对。
当然,这只是对大秦百姓而言。。。。。。。。。。
大秦成武七年正月二十四,中书上“重言商事疏”,表明中书众臣对大秦商事的讨论,有了一个初步结果。
也没什么意外的地方,奏疏之中,从春秋战国,及至于唐,引经据典,多言商事之害。。。。。。。。。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以农为本的封建王朝,对货殖之事,天然便缺乏兴趣,这中间的原因非常之多,也不用多做赘述。
而朝廷重臣们也非是缺乏远见,他们的意见皆根植于现实,是有着理论依据的,从春秋,到秦汉,那么多年下来,也确实证明了,商贾之事对农业的损害,在没有解决治下之民吃饭的问题之前,没有什么人会放松对商贾的管制。
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将商贾贬为贱役,对往来商旅课以重税等等。
而到了唐时,国家渐渐兴盛,也才稍微放宽了对商贾的限制,可以说,到了唐朝鼎盛时期,商贾们才迎来了他们的一段短暂的黄金时代,因为唐时疆域的广阔,非是历代所能比拟,所以唐时是鼓励商旅行于道途,传递消息,联结邦邻等等。
而在那个时候,大唐也出现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他们往来于权贵中间,头一次能够平等的跟朝廷官吏们对话,并受到普遍的礼遇。
但这样的一个黄金时代,结束的很快,尤其是就总体而言,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大唐最鼎盛的时候,也不曾改变过它的本质。
大秦成武七年正月,大秦的重臣们也再次重申了这个政策。
尤其是商贾之事跟大秦的八分田亩制有着间接的抵触,同门下平章事李圃毫不讳言的在皇帝陛下面前说,货殖之利,数倍于农事,大族受困于农税之制,或近于商贾,一旦获利,则一发不可收拾矣。。。。。。。。
是的,中书众臣讨论的,其实就是抑制商业的程度问题,而非重商重农这样的事情。
而中书的奏疏,给大秦商事暂时的盖棺定论了,一旦获得皇帝陛下的允准,秦律上可能对商旅之事加以修改,成为成例。
这样的事情,其实属于纯粹的政事范畴,没有赵石插嘴的余地,换句话说,不关他什么事儿。
但此事之所以引起中书重视,却是因为大同那里,商旅渐趋混乱的缘故。
而中书的臣子们眼光无疑也是非常高远的,他们看到的非是大同一地,而是着眼于将来打通西域商途之后的事情。
尤其是边易渐渐兴起,必须有应对之策,这都是摆在中书臣子们案头上问题。
不过牵连到大同,作为大同封地的主人,赵石也就能插嘴了。
在赵石看来,李圃等人所言,有着自己的道理,但中书的这些大人们,没有哪个行过商贾之事,更没有哪个曾到大同边关去瞧瞧,听了柳世源的几句抱怨,讨论了几天,想当然的就拿出这么一个奏疏出来,却是有点可笑了。
其中许多地方,不过是拾古人之牙慧,甚或是照本宣科罢了,文人行事,有时就是这般草率而又透着自大。
于是,在一次入宫见驾的间隙,被皇帝陛下随口问起此事的时候,赵石便恶意的出起了馊主意。
答非所问的来了一句,“当初臣封晋国公的时候,陛下曾定下巡狩北疆之期,不如便从今年开始如何?”
当时皇帝陛下就愣了,当时为堵众人悠悠之口,这才有了此议,在皇帝陛下想来,这只是个借口,什么时候才能到大同行宫转上一圈,只有天知道了。
但现在赵石却是自己提了出来,这里面的味道真的让人不好捉摸。。。。。。。。。。。
(又是裸奔的一个星期,阿草哭啊,两更众难道没有人权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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